中国西北角——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城——敦煌。随着公元 1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敦煌地区人民信仰佛教者日渐增多，供养佛教洞窟遂成风气。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无数的艺术匠师在此开凿佛教洞窟，给今天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等宝藏。其中，位于敦煌市东南25千米的宕泉河畔的莫高窟，至今仍保存492个有编号的洞窟，包括 4.5万多平方米壁画、3000多身彩塑及5座唐、宋木构窟檐。1900年，王道士发现了收藏在莫高窟现今编号为第十七窟的敦煌遗书总计在7万件以上，揭开了藏经洞这座巨大宝库的面纱。20世纪90年代悬泉置汉简等文物的出土，掀开了2000多年前中西交通的盛景，为敦煌史地文化增添了又一宝贵矿藏……这些具体的、感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存在，构成人们称之为敦煌文化的基础。加之百余年前敦煌文物被劫掠的曲折，先辈前贤为敦煌文物所作的抗争，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代代学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为保护敦煌文化结出的累累硕果和表现出的奋斗风貌，都为敦煌文化生成了新的意义、增添了时代价值。
概而言之，所谓敦煌文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要素。一是在载体上，以敦煌遗书、敦煌汉简，敦煌及周边地区的莫高窟、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存等为主体；二是在内涵上，既有体现佛教文化的石窟建筑、彩塑、壁画，又有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既有古代的内容，也有近现代的内容，涉及艺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社会、语言、文学、民族、建筑、科技、考古等诸多领域；三是在时间跨度上，汉武帝元鼎至征和（公元前111年至前92年约30年间）开创悬泉置开始，经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开凿敦煌莫高窟，至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展考古研究、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延续约两千年。上述诸要素，为人们做好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价值和逻辑的起点。
一、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时代必然、文化使然及民族应然
敦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促进文明对话共生、赋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的理念性公共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21年、2022年、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深化、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写进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成为党的阶段性奋斗纲领内容，同时还连续多年被写入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十几载的践行。截至2023年8月，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如雅万高铁、钱凯港等在东南亚、南美等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大批小而实、小而美的项目如鲁班工坊让许多中亚、南亚、非洲国家普通百姓受益。但是，全球化浪潮近年来遭遇逆流。零和博弈思维大行其道，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美国政府大打贸易战、科技战、关税战，凭借强大资本和传媒发动认知战、舆论战，对我国无端抹黑、恶意攻击，使中国形象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认知偏差，这就迫切需要以文化之力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
敦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典型样本，有着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独特标识，“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以“和”“合”精神、“天下一家”“协和万邦”为文明底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国强必霸的传统逻辑，冲破了二元对立的交往范式，其与敦煌文化内在肌理有着天然的契合，倡导亲亲善邻、互帮互助，倡导和谐共存、合作共赢。敦煌文化的国际触达，能够有效对冲来自美国信息源头的关于中国的错误信息，缓解来自外部的、放大的，甚至扭曲的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正常问题，能够以文化之力树牢周边、双边和多边的信任、信心，弥合合作中的分歧。敦煌文化也是丝绸之路文化的集成，体现着丝绸之路精神的精华，增加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举办敦煌题材的艺术表演、艺术品和图书展览，加强敦煌文化信息在对象国的传播，对于当地的民众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进而对促进文明互鉴、文化相融、民心相通，赋能“一带一路”建设产生重要作用。
敦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彰显中华文明内在特质、强化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取得重大进步，话语体系、传播能力、传播效果都有了明显提升，譬如游戏《黑神话：悟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引起重大反响，使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实现局部突破。但与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经济全球影响相比较，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和市场占有率还不完全匹配，以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助力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任务尤其迫切。
挖掘并传播敦煌文化多元并存、兼收并蓄的内涵，有利于国际社会认清中华文化包容性、开放性的特征。敦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原传统文化的主干，又是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共存的文化，融入许多我国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多民族文化养料，包容不少来自中亚、西亚、印度的文化成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以及亚欧国家民族文字的写本，有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文字的文本。在莫高窟北区还发现西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等文书，可谓兼收并蓄。古代敦煌服饰胡风、饮食胡风、乐舞胡风，以及医药文化、科技文化、体育健身文化等所体现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于敦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莫高窟壁画、彩塑的艺术创造，如飞天艺术形象，就是中外文化交流交融在敦煌文化融合创新中的一种体现。
同时，挖掘和传播敦煌在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中所起到的重要通道的作用，有利于国际社会坚定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走互利合作共赢之路。姜亮夫认为：“汉朝的丝织品从此道直可贩卖到边远的罗马东部叙利亚。纸也是从敦煌、玉门经吐鲁番，过撒马尔罕，经波斯而传入欧洲的。”悬泉置 3 万多枚汉简及其他出土文物，既为研究两汉时期中西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又具体实证了中国汉代邮政机关的存在，更实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
应该说，敦煌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中国西部周边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化旅游、数字化展品展览、线上展示等多种途径，以大量的实物、丰富的细节、感人的艺术向国际社会、世界各国人民表明：跨越千年的敦煌艺术、简牍、文书实证了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平性：“历史上的敦煌积极向中央政府靠拢，也体现出中华民族 ‘向内凝聚 ’的统一性追求。”任何文化影响人，都是从局部、微观和个体入手进入群体和文化整体的。接触到敦煌文化的各国人民，都会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受到其感染与影响。如果敦煌文化在与外国网民、读者、观众、游客相遇并达成这样的效果，必将汇聚起磅礴的文化力量。
敦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贡献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参与全球文明体系结构性调适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敦煌研究院在文物考古、保护方面为东南亚、中亚国家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要求的有力践行。
当今时代，“全球南方 ”国家在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纷纷认真汲取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也将更多的目光、资源投向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加大国土开发、加快工业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地上地下、领水领海文物保护利用的经验和方案，以实现其对平衡发展中所遇矛盾、困境的最优解决。而我们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领域所积累的经验做法包括敦煌文物考古、土遗址保护、壁画修复、数字化传播以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等方面积累的技术、探索的石窟寺管理经验等，都是“全球南方”国家所急需的。
因为“全球南方 ”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有着为自己国家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共同追求，有着资源、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短缺的瓶颈，还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霸道、霸凌和 “双重标准 ”的境遇，加之中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他们对敦煌学术机构提供的学术交流、人才培训、合作考古和修复等文物保护工作，都抱着真诚欢迎、务实合作的态度。新时代以来，敦煌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在东南亚、中亚等开展的国际合作有力地证明，只有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交流合作，才能互利共赢、加快发展、造福人民；只有认真响应 “全球南方 ”国家的诉求，为之贡献文化保护利用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才能更好地弘扬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理念。不同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与发展的丝路精神，推动 “全球南方 ”国家文化的共同进步，重塑全球文明格局。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以举办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为标志，敦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从规模、影响等多方面实现了较大的突破，跃上了新的台阶。但从总体上讲，敦煌文化常态化的跨文化传播起步晚、底子薄、经验少。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执行主体数量偏少，活跃在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的自然人、小微企业主、在华外籍人士和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主体的纳入机制尚不完善；在传播对象上，存在定位不够明确、重点不够突出、受传对象底数不够明了的问题；在传播内容上，存在总体设计不够、针对性不够的问题；在传播方式上，存在手段和渠道相对单一，综合运用社交媒体、流媒体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提高。
今天，开展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学术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类文明观为引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有着深刻的内涵，体现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内在肌理，蕴含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人类文明观。这一人类文明观强调文明是多彩的，人类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不应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这一人类文明观强调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这一人类文明观强调文明的包容性，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能减少 “文明冲突 ”、实现文明和谐。只有这样，无论是敦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还是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学习借鉴，都能促进人们沿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方向前行，推动人们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信，达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想境界。
二、敦煌文化 “互主体传播 ”的概念、模式及实践启示
互主体传播是借用主体间性的概念生成的。相对于笛卡尔主体性哲学对单一 “自我 ”的推崇，主体间性更强调主体之间通过交互建 立理解和共识。传播是“对话 ”和“相遇 ”，而不是信息的单向流通和灌输；文化的差异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基本价值。不同文化在相互外推的过程中，达到彼此理解、借鉴和相融，这是互主体传播的基本内涵。
一般来说，认识和实践的现实主体是人，是历史地实践着的社会的人。人作为主体，可以是个别主体、集团主体和社会主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体具有能动性，实践的能动性和意识或认识的能动性构成主体能动性的两个方面。人们创造的文化不能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但可以影响改造世界的主体也就是人。这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构成意识或认识能动性的根源，构成互主体传播的底层逻辑。主体具有独立的内涵、价值和表达形式，与其他主体有着清晰的边界。甲主体与乙主体以及多边主体，双方及多方在物理上、意识或认识上均视对方为独立存在的主体，它们都有主体能动性，一经发生联系，便产生主体交互性。
互主体交互存在历时状态，无论国家、民族或社群规模的大小，生存地域空间的大小，无论是原生文化还是通过传播派生的文化，都会发生长周期的交互。趋同性和差异化构成交互的主要矛盾和统一，文化结构要素力量此消彼长和相互保持平衡，形成文化发展的稳定性。互主体交互也存在共时状态，各个单一文化内部有着完整结构和再造功能，多个单一文化彼此共存，形成多元包容的人类文化生态。从宏观层面来讲，这意味着互主体传播必须坚持文化多样性，坚持各种文化在价值上的平等，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创新创造，包容文化上的差异，不能搞文化上的歧视、霸凌、霸权。1840 年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悲惨历史，敦煌文化遭受帝国主义文化分子劫掠的惨痛经历，给人刻骨铭心的启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今时代，已经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人民，一定会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从微观层面来讲，互主体传播意味着我们在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中，要更多地考虑游客、观众、听众、读者的求知、求美、求新、求乐的需求，更多地考虑他们的体验和感受，增强互动性，平衡好知识性和趣味性，这具体体现在展览展示、导演讲解、艺术表演、阅读分享和新闻报道之中。譬如，在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中，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存在两个突出的障碍即文化背景和语言。为欧美人士解释佛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并提供英语服务，往往能加深他们对敦煌文化中体现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的理解，增进传播的效果。而在文学及艺术文本的翻译中，有的论者提出对目标语读者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的研究不足，导致反映敦煌文化的部分译作缺乏文化适配性，无法有效引发外国受众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这也是在传播中对另一主体主动性考虑不够的常见表现。针对语言服务方面存在西方世界语种多而其他地区语种少的现象，要充分考虑来自东南亚国家游客的需求或者运用更多东南亚国家语言，通过互联网扩大敦煌文化与东南亚网民的互动，这应当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互主体的交互，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的时候交互性强，有的时候交互性弱，有的时候出现正反馈，有的时候出现负反馈。 国家主体、民族主体是互主体交互的决定性因素，其他作为复数的主体是互主体交互的次要因素，个人主体是互主体交互的再次要因素，但在特定条件下个人主体可以转化为互主体交互的决定性因素或次要因素。互主体交互的主要中介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规定着意义和价值的建构，影响着共同记忆、共同理解的生成。语言文字的不同，意味着文化核心层的观念形态、理论话语表述不同，意味着软性文化的内涵、样态有差别，即使属于同质文化，不同群体仍具有不同层面的认识和理解。其他的一般符号如图形、图片，在互主体交互中，既可能呈现意义和理解的确定性，也可能表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理解的不同或相反。信息技术是互主体交互的基础、桥梁、纽带，是根本保障，在传播中甚至被认为有着与文化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辩证地看，在互主体传播中，文化内容和技术相互依存，文化内容依然是决定性因素。主体交互的主要目标、终极价值，就存在于不同文化交叉覆盖的广度，存在于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的深度，存在于双方或多边对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合作的能力特别是主观愿望的不懈追求。这是互主体传播的最主要方面。
互主体性传播对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具有多维价值，其对各层级传播主体的核心启示在于亟须系统化开展主体性认知。 比如，对中国多元一体历史文化的认同、自信，对独立自主精神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愿景的认同、自信。再比如，在信息化条件下，个人传播主体在跨文化传播中已经转化为可以承担主要主体、次要主体功能的单位，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他们在国家主体、民族主体或其他集团主体指导下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在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中，应当培育多种传播主体，发挥多种传播主体的作用，让包括自然人在内的传播者在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安排中，发挥更大的传播效用。我们必须强化客体认知，将其置于与主体认知同等乃至更优先的战略维度。做更多区域国别领域的受众研究，针对敦煌文化目标对象的欣赏特点、审美习惯、文化背景等掌握不够的情况，围绕文化的主体“人 ”做更多“在地化 ”的研究，使更多 “文化主体 ”在人们面前呈现具体、细致、有温度、可感知的形象，增强互主体交互的针对性、精准性，让敦煌文化在交流中有益于人，让敦煌文化在借鉴中发展壮大。
三、敦煌文化 “众媒体传播 ”的主体、渠道及理论优势
我们创设众媒体传播的概念，首先强调传播媒体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从主体上讲是扩容的，它包括集采创编发传等功能为一体的专业单位如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互联网企业和各类中、小微企业，还有参与者愈多、影响愈大的自然人，更广泛的对象还包括参与内容生产、传播任何一个环节的主体，如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学校，特别是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电影公司、广告公司等。在机场、车站、高速公路、宾馆、饭店、医院、居民住宅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凡对信息载体作相应安排和管理的组织，都应该视为传播主体；从产品形态上讲是延展的，侧重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社会生产生活和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各类形态，侧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意、创新、创造的各类形态，新闻、图片、短视频、动画、电影、直播、小说、笔记、互动游戏、广告、展览和表演的新媒体呈现等形态，还有人们在与网民互动中不断迭代和创新的各类形态。只要内容和审美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的根本方向，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喜爱，都是值得倡导和鼓励的。
众媒体传播是一种复合式、交互式的传播。基于文化遗存、自然地理和语言等传统文化要素，基于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提供了组装现代业态的自发生成能力，并且交叉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复合业态。如旅游业，有的国家称之为观光业，在我们国家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文化产业特征愈加明显。其中，既有传统服务业的吃住行，又有人们对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的观赏和体验、相关内涵的讲解和弘扬、文化内容的“二次创造表达 ”与游客的互动，还有包括游客在内的各类参与主体的传播活动，如播客拍客的直播、短视频、图文等。实际上，多种多样的媒介交互，以及人们的体验活动，构成了大规模的大众文化互动，构成了高频次、高密度的文化传播集合体。 同时，文化和科技在旅游和观光活动中的内容要素越多，其业态外溢成为具有独立形态的品种就会越多，如旅游演艺、数字化展示、沉浸式和互动式体验，传播力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众媒体传播坚持商业价值与公益效能协同，主张通过文化贸易机制实现跨文化适应性传播，促进异质文化的在地化接纳。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我国是全球化的贡献者，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今天，我国依然坚定地推进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发展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的合作和交流。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单边主义、丛林法则、文明优越论撕裂维系人类的纽带，经济全球化和文明交流互鉴遭遇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动包括敦煌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我们既要运用各种有效的非营利性的媒介、手段、办法，又要充分发挥文化贸易的作用，放大一般贸易的文化因素，在中文文化产品的翻译推广、话语建构上下足功夫，把学术成果交流、智库成果发布、中文国际教育等作为传播要素、载体，对其进行综合立体地安排和使用，方可使包括敦煌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冲破各种人为设置的壁垒，由一般“外溢式”向“在地式”转变，由一般浅表“符号式”向深层“理念式”转变，取得更大的文化日常浸润成效。
众媒体传播是中国式的、体系化的，传播主体在地理空间上是分布式的、多层级多中心的，在单一组织或个人手中是集成式的、多媒体相结合的。它超越了西方传播学当中的 polymedia 或multimedia 等概念所包含的复媒体或多媒体（文本、音频、视频、图像）结合的含义，指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疆域广阔、族群庞大的国家，与国土空间规划相适应，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区域文化中心、特色文化中心等各种主体利用多媒体，综合开展面向其他国家的传播活动。它具有调动多方主体能动性、积极性的优势，具有充满生机活力的媒体生态意涵，为各级各类组织和个人在传播实践中找到了功能和定位，为其在全球传播、综合传播这样笼统的传播使命上找到了破解难题的主攻方向和具体抓手。
众媒体传播的理念在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不断深化，是与敦煌文化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密切关联的。敦煌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具有标识性的历史文化遗存，有着跨越时空的重大潜在价值。如何让敦煌文化的价值、品质、特色、样貌甚至色彩被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知晓面临重重困难，仅仅依靠我们传统意义所称之为媒体的少数几个单位来做工作，显然是不够的。正如英国牛津大学圣安学院荣休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罗伯特 ·恰德(Robert Chard) 所说的，“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误解，而是空白 ”，“西方学生对中国文明的了解，远不及中国学生对西方的了解……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们甚至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体系，而仅仅把它当作一个遥远的国家 ”。罗伯特 ·恰德所反映的，还有其他一些材料所佐证的，不是孤立的、个别的情况，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这表明，跨文化传播是一项有一定基础，已经影响了很多外国人，但仍有巨大空白需要填补的工作。同时，它也警醒和促动着我们，只有在传播理论上有更充分的准备，传播思想上有更充分的动员，将各方面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调动起来，将能传播信息的载体、业态、渠道充分运用起来，才能让敦煌文化载着中国人的包容精神、和平信念、奋发风貌传播得更远。这也是我们探索众媒体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敦煌文化 “圈层传播 ”的表征、逻辑及历史规律
圈层学说古已有之。《尚书·禹贡》曾经提出“五服说 ”，是指在我国西周时期，在天子外围，每五百里为一个服役地带，按距离远近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对每服提出不同赋贡要求，这是一种地理圈层结构。我国传统家族的 “五服 ”，包括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身，这是一种人群的圈层结构。结构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有社会关系必然有信息传递，有圈层结构必然有圈层传播，这是逻辑推导的结论，也是事物的实在。
圈层传播是从中心—边缘、边缘—中心不断波动的一种现象。从大自然的物理现象来看，人们向平静的池塘里扔一颗小石子，会立刻泛起阵阵涟漪，由于力的作用，一圈一圈向外推进，越扩越大，作用力遇到阻力也由大到小，直至消失。这就类似由内向外的圈层传播。人们还能看到另外一种物理现象：“无论是台风，还是沙尘暴，都是波动从边缘向中心持续聚集到达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自然现象。台风的形成与移动性波动都是从边缘持续性向中心传播的过程。”从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徙来看，城市的基础设施呈现出从中心往外扩张的态势，多数城市由中心直线同环线相结合向外辐射，以此扩大规模和功能，形成圈层传播的 “外溢效应 ”。而城市化的主体潮流是人口从边缘向中心聚焦，形成圈层传播的“内聚效应”。城市内聚的人口越多，城市的外溢规模越大，功能就越多，并且呈交互和正相关特征。
圈层传播不仅仅是就近传播，圈层是根据血缘、地缘、趣缘、文化品位等形成的群体，因此哪怕相隔千万里也有圈层传播的现象。 比如犹太人人口迁徙、华人在世界各地居住的唐人街就是圈层传播的表现形式。这是基于犹太人的民族宗教认同和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有学者就指出，“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 ‘中国 ’才是他们的家，只有‘中国人 ’才是他们的名字。尽管他们必须在当地缴税、服兵役，尽管他们必须接受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却小心翼翼地维护华夏文化的传统、礼仪和价值观念，坚守炎黄子民的个性、风貌和民族情感，无怨无悔地热爱他们本身或先人所从出的国家、社会”。
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圈层传播，少了西方强力的“控制”，是互主体的交流。从历史文化的变迁来看，中国 5000 多年文明，经历了上古、中古时代华夏各族之间的交流、战乱、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在文化上实现了内聚式的凝集，也被有的学者称为 “漩涡式 ”的凝集。 同时，就像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 所说，“中国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一种文明 ”,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与东北亚、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相互影响深刻，在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东亚文化圈的过程中，长期发挥核心作用。与基督教等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武力因素起关键或长期作用不同，中国与东亚各国长期和谐相处，向东亚文化圈贡献的主要是汉字、儒家文化、典章制度、民俗、中国化的佛教和科技等，贡献的是集体本位、兼容并包、中庸和谐的文明精华。
现代的圈层传播与古代相比，由于人口聚焦程度更高、人际接触频次更高、传播手段效率更高，呈现出类型更多、内涵更丰富、信息交互更快更密等特点。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圈层传播看，以人们的成长和发展需求为动力，由点到面、由少到多，圈层类型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人们的微信群、朋友圈，多层次、高频次、细密化互动传播等特征越来越明显。
圈层还意味着分界或界限，有圈内和圈外之分。跨国的圈层传播，既有国际双边和多边国际组织的圈层，又有国家间赋有外事、文化交流专责的人员的圈层；既有国境线周边的熟人社会、同族同种语言等构成的圈层，又有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域从事同种行业的圈层……这启示我们，开展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要认真总结敦煌历史文化进程中从洛阳、长安向西和从西域诸国向东的圈层传播规律，善于从圈层传播来树立理念、理清思路、寻找抓手，既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等国际多边组织、双边机制考虑，从加强与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友好城市考虑，从收藏敦煌文物的欧美、亚洲等国家文博和学术圈层考虑，又从东亚文化圈的国家的游客方面考虑，从与我们国家特别是甘肃省经济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和地区考虑，从我们的周边国家考虑，把握传播规律和特点，统筹敦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互主体传播、众媒体传播、圈层传播等理念既有各自的内涵、特点，又揭示着共同的中华文化背景下的传播规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既是把握敦煌文化的认识规律，又是推进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方法，有机统一于包括敦煌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
五、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进路
以传播主体协同，扩大敦煌文化国际品牌影响力。敦煌是“东方、南方、西方这三方的奇异的连锁，在亚洲的交汇点”，敦煌文化是中国人民融汇各方元素的伟大文化创造，是累积千年的文化品牌。无论是加强国内文化建设，还是擦亮敦煌文化的国际品牌，都必须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主体各方面的协同需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制度和组织优势。互主体传播首要加强主体建设，加强政策供给的协同，通过中长期规划、项目资金扶持、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市场监管等举措，对国有民营文化主体开展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业务给予同等待遇和支持，将从事新技术应用、新业态发展的民营文化主体、各类拍客、播客、博主一并纳入其中发挥作用。敦煌处于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留下、用好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一大难题，应当加强人才供给协同，健全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机制。 以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为基础，联合敦煌研究院等机构，设置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学科，培养一定数量的本硕博国内和国际学生；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将敦煌国际文化传播人才纳入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范畴，提供住房、子女教育、配偶工作安排、工作经费等便利条件，为人才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提供有力保障。敦煌文化博大精深，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内涵越来越丰富。人们熟知，敦煌汉简背面是灿烂的历史真相，石窟、彩塑、壁画本身是珍贵的艺术。段文杰指出：“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它们代表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仅图画其仪容，而且有详细的题名结衔，直接地反映着现实人物及其活动，是具有现实真实性的。”这一情况表明，艺术背后有历史价值，许多艺术珍品负载着关乎古代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国和外国关系以及军事、教育、宗教、农业、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高价值细节。这启示人们，应当加强敦煌文化的内容供给协同。坚持研究阐释当先，打通不同学科的壁垒，整合细分领域的艺术、知识和理念，增强整体性、内在关联性，通过形象—理念—形象、古代—当代—融合的双重转化，熔铸成新的具有鲜明中华文化底色、融通中外的表达范式，凝练成标识性故事、造型、色彩、经络、理路、哲思，为各传播主体提供通约的敦煌文化话语支撑。
以互联网为主攻方向，提升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力。当前，人类正置身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基因工程等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中，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不断迭代，新需求与新技术的耦合 “将特定行业使用的工具和被忽视的功能变为主流必需品 ”，智能手机、视频通话、社交媒体、短视频和直播、二维码、滑动操作、网络抓取工具、推荐算法、动作捕捉等新应用催生出新业态，根本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文化和信息传播模式。为践行 “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发挥互联网传播平台优势，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华优秀文化，让中国人民了解各国优秀文化”的庄严承诺，应当以更加开放的胸怀、以敢于迎难而上和兴利除弊的胆魄、以众媒体传播的策略，顺应数字文化发展的趋势，通过互联网和文化旅游双重廊道，将敦煌文化联通世界，以敦煌文化为媒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一方面，充分运用众媒体策略、利用互联网廊道开展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在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下，集合各级各类媒体、调动公营民营文化和其他行业主体的积极性，将敦煌文化产品化、数字化、可视化、互动化，运用各类具有传播功能的应用工具，譬如注册社交媒体账号、推送短视频和直播，进行市场化和公益性分享，以高质量、高密度、高频次的敦煌文化产品供给，触达全球有意愿的数字产品消费者和普通网民。另一方面，充分运用众媒体策略、利用敦煌文化旅游廊道开展跨文化传播，推动各传播主体以服务游客为中心，以多模态、多品种、多样化载体和产品为途径，从敦煌莫高窟、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等敦煌文化核心圈层向外合理布局，打造敦煌文化浸润式服务和传播综合体。同时，通过在敦煌与其他目的地往来的航班、火车及航站楼、火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枢纽翻译信息和展现主题性影视、音乐、图片，打造敦煌文化的长廊，不断提升广大外国游客的体验感、满意度，有效提高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触达率、渗透力、传播力。
以优化文化产品和完善市场机制双轨并进，增强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感召力。一轨为优化敦煌文化产品供给。以鼓励敦煌题材作品原创、采取资料提供、创作资助、后期奖励等方式，推动专家撰写大众读物、参与大众化推广的电视节目，支持作家、作曲家、画家、表演艺术家创作小说、影视、戏剧、音乐、绘画等作品，支持和吸引外国敦煌研究专家、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到敦煌采风，联合开展创作项目。加强敦煌题材已有文化作品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推广，在已有的、以中文创作的文化作品和学术著作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运用资金补贴、外国出版机构和翻译学者的前端介入，产品以商品形式后端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办法，向不同圈层的国家加以翻译、出版和推广。另一轨为以市场机制为基本依托，完善创意策划机制，在保持敦煌文化遗产原真性、内涵主体准确性的基础上，适应区域国别特定对象圈层如西方国家 Z 世代圈层的价值和审美特点，适应国际文化市场法规和习俗，进行主题、人物、故事和语言设定；完善投融资机制，推动建立金融服务文化企业开展敦煌文化创新专业化机制，拓宽文化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做深财政对文化企业敦煌文化项目投入的考核，做实国有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企业敦煌文化项目的贷款激励；完善创作团队引入机制，采取项 目制、合同制和其他有利合作方式，重点引进擅长科技与文化融合呈现、熟悉国外文化市场的创新团队，开展敦煌文化产品创制；完善市场营销机制，以圈层传播的理念细分市场和目标人群，以科学的方案、健全的流程、精准的细节，实现敦煌文化产品价值变现，以文化产品的魅力使越来越多圈层的海外观众、读者受到熏陶和感染，进而选择、认知、认同敦煌文化。
以区域国别受众调查研究开路，增强敦煌文化破圈触层的感知力、浸润力。受众是传播的中心，是互主体传播的关键一侧，也是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以20世纪90年代我国接入世界互联网为标志，使文化在国际间流动进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新阶段，文化传播从主要面向国内受众向同时面向“国界以外的受众 ”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概念已被打破，应当以最大共识推进敦煌文化国际受众内涵重建。一般来说，现在的受众相对宽泛，既包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银幕等传统意义上的读者、观众、听众，又包含智能手机、移动端、IP 电视及各类显示屏（网络平台、网站、App、数字产品硬件与软件）的用户、使用者、消费者，还包含观览各种新技术呈现的展览、展示、演出的参观者、游客等。即时性、互动性在传播中的全方位介入，彻底颠覆了传统的 “传—受 ”模式，模糊了“传者—受者 ”界限。从理论推导和实践上看，每个传播系统的参与者，分别占有 “传者—受者”的双重角色，让 “传—受 ”两者均拥有主体性，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中互为主体的重大价值更加凸显，为互主体传播理论阐释提供了坚实基础。推进敦煌文化国际受众调查的途径和方法的重建，冲破了以往只能跨国做在地调查而又面临巨大障碍的窘境，利用网络平台的后台、用户数据和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展向国外受众的调查，已经具有诸多案例和现实操作性。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借助十多年来区域国别学学科交叉经验，以传播、艺术、历史、语言、政法、经济等多学科交叉，有计划地围绕周边国家、欧美国家，围绕一国一主题、多国一主题，坚持网络平台调查和外国田野调查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推动敦煌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迈上新的台阶。（汤恒/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供稿：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