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姓心为心
——如何理解增进人民福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谁而改革，这是一个关乎改革性质和成败的根本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改革就拥有了正确的方向、坚定的立场，就充满了深厚的温情、无穷的动力。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开门问策中，当有学者发言提到“接下来的这轮改革，力争让更多群体有更强的获得感”时，习近平总书记赞许道：“这句话正是点睛之笔，老百姓的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我们党对人民的这种大爱，全面而深刻地体现在这次全会作出的各项部署中，尤其集中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举措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聚焦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推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化为现实。

　　收入分配怎样更公平

　　收入分配，一头连着老百姓的“钱袋子”和“好日子”，一头连着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共享发展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收入分配的关键，就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事实证明，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消除分配不均与贫困问题，反之，高度不平等还会损害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减贫效果。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么一味追逐效率，罔顾社会公平，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塌陷；要么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片面强调公平，掉入福利主义陷阱，付出巨额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停滞的惨痛代价。如何既避免片面追求效率而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又避免片面追求公平而影响社会活力的释放，可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相较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我们更有底气、更有能力建设公平而有效率的分配制度，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调整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打击非法收入等多方面入手，推出许多增加国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举措，特别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努力，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超八成，2023年达到3.92万元，形成超过4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不少，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制、行业和群体的就业人员之间还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基尼系数仍处高位。究其原因，既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关，也与分配方面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有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刻把握“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关系，作出一系列完善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必将有力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比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三次分配各有其特点，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初次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更强调效率原则。全会提出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将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对部分国民收入进行的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更注重公平原则。全会提出要“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就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初次分配功能性、结构性缺失，让分配更加公平。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前两次分配的有益补充，也被喻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温柔之手”。全会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这与中华民族扶危助困的优良传统相契合，有利于运用道德力量优化调整分配结构，促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爱社会深度结合、互为补充。

　　比如，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这方面，全会的重要原则就是提低、扩中、调高。在“提低”方面，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数量还比较大，必须设法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有学者测算，如果低收入人群中有20%的人能够升级成为中等收入人群，社会总消费就能够提高8%左右，将大大提高共同富裕的成效。在“扩中”方面，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目前为4亿多人，可以说总量不少，但以14亿多人口的基数计算，所占比重约为30%，显然还不够高。应当在稳住存量、提高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同时，提升增量、瞄准重点人群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人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在“调高”方面，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同时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行业秩序的监管整治，坚决遏制权钱交易，打击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充分就业应该朝哪发力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充分就业是解决民生问题最基础、最有效的手段。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内外部严峻压力的情况下，我国城镇年均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劳动人口众多，经济结构正在深刻调整，就业面临的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保持增长，但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依然突出，近几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都在1200万人以上；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部分传统行业就业岗位减少，而新兴行业需要的人才又呈现出结构性短缺。因此，现阶段就业工作仍面临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挑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

　　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在特定领域的不匹配，“有人没活干”与“有活没人干”并存。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同时，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就业观，把个人的理想和专长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之中，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比如，针对大学毕业生“求稳”心态明显，考研、考公、考编热度不减，以及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和定位等现象，可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专业认知教育、就业能力培养和就业价值观引导等工作。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稳住重点就业群体就稳住了就业基本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是当前需要重点支持的就业群体。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2024年更是超过1170万人，未来一段时间预计每年将维持在1000万人以上，就业难度不小。因此，必须提升人力资源供需的“适配度”，不断增加岗位资源的“供给量”，完善高校、职业院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特点的就业岗位。2023年，我国农民工规模约2.98亿人，然而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稳定性较差、收入偏低，权益保障还存在不少短板。要坚持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同时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全国有3900多万退役军人，每年还将新增40多万人。退役军人长期在部队服役，知识体系、职业素养与市场就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给予退役军人更多就业关怀和帮扶，落实各项就业援助政策措施。

　　营造公平就业环境。近年来，黑中介、假招聘等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学历、年龄、性别、健康等就业歧视依然存在。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就是要破除这些不合理的限制条件，创造更为公平的就业环境。如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维护好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又如加强技能培训力度，强化重点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广泛实施新业态领域就业技能培训，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设立职业培训机构。再如加强劳动市场监管和监察执法，加大对就业歧视现象的纠治力度，有效治理欠薪欠保、过度加班、违法裁员等乱象。促进就业机会公平，还须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人才流动中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让社会保障更加温暖有力

　　社会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社会条件、文化传统等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多种多样。从国际上看，社会保障主要有3种模式，即普惠型福利型国家保障、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共济、公积金计划储蓄积累。目前，我国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要看到，这一保障体系是在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差距大的基本国情基础上建立的，是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等剧烈社会变迁中建立的，意义巨大，也十分不易。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政府被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相继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我们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也出现了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制度之间转移衔接不够通畅，“漏保”“脱保”“断保”还不同程度存在，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待遇差异不尽合理，一些地方社保基金存在“穿底”风险等。针对这些短板和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众多改革举措，目的就是进一步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让人们更加安心、更无后顾之忧。

　　全会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这是巩固和强化基本养老保险兜底作用的重要之举。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以来，从县级统筹起步，逐步提高统筹层次。2020年年底，各省份都实现了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解决了本省份地区间基金负担不均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一些省份基金结余比较多，而另一些省份则支出压力较大，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2018年以来，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对各省份养老基金进行适度调剂，有效缓解了社保基金收支的区域结构性矛盾，确保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会提出的相关具体改革举措，就是在此基础上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筹资金调剂机制，增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夯实稳健运行的制度基础。

　　全会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这是弥补我国现有劳动法律制度不足、确保国家社保制度有效覆盖的需要。以新就业形态人员为例，他们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据统计，截至2023年3月，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其中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往往从一个或多个平台接受任务分派，传统劳动关系“解绑”，陷入无雇主或多雇主的“去劳动关系”困境，加之一些平台企业为降低成本有意规避劳动关系，导致从业人员劳动关系认定难、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不足、劳动权益保障有盲区，劳动者的风险难以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有效化解。为此，必须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引导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

　　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是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变化、满足人们更高居住需求的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住房出现严重短缺，通过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实现了从福利分房到主要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重大转变，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人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基本解决了住房“有没有”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住房市场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保障性住房供给相对不足，大城市房价高，新市民、青年人住房负担重，人们提升居住品质的愿望凸显，“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亟待转型等。全会提出的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等系列举措，可谓有的放矢、直击弊病，必将推动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用改革守护人民健康

　　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个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服务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人均预期寿命从2012年的73.5岁提高到2023年的78.6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15.1/10万、4.5‰，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更加重视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既希望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也希望看得好病、看病更舒心。为了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直接而现实的问题，解决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作出部署安排。

　　比如，着力缓解“看病难”问题。看病难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面临的共性难题，这与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患者的地区差异和经济状况、人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加剧引起的医疗服务需求急剧增加等相关。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下沉，2023年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能力比2012年提升近四成，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同时，当前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仍相对薄弱，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的“倒金字塔”结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全会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等举措，就是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动形成合理的就医和诊疗格局，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省，真正让“看病难”不再难。

　　比如，有效减轻“看病贵”负担。从医保谈判代表“灵魂砍价”，到“国家队”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到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一系列医改措施的推出，持续降低群众就医成本。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过度诊疗、欺诈骗保、医药领域腐败违规等问题尚未杜绝，一定程度增加了群众就医费用。全会提出“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创新医疗卫生监管手段”，目标之一就是从以“降价”为重点的医保端控费改革逐渐进入以“控量”为重点的医疗行为规范上，切实让群众看病用药费用降下去。

　　比如，大力倡导“大健康”理念。保障人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新时代人民健康服务不仅包含治病救人，还包括人民的体育锻炼、心理健康、疾病预防等方方面面，因此既要做好“治病”的工作，也要持续在“防病”上下功夫。我们要从过去的“被动医疗”走向“主动健康”，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健全大卫生大健康格局，既用好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也发挥好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作用，特别是坚持“三医协同”“全社会协同”的工作理念，突破部门之间分头治理的弊端，提高卫生健康政策的系统性、协调性、一致性，同时积极弘扬中国传统健康文化，不断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广“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老龄化少子化如何应对

　　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发展态势表现为生育率逐步降低、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等，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水平，导致人口增长转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人口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2022年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减量阶段，同时进入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为标志的中度老龄化社会。

　　从世界范围看，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2005年全球开始进入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超过7%的人口老龄化阶段，2015年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个百分点增至0.2个百分点，2023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超过8亿。全球生育率也在持续下降，有数据显示，2021年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6、欧洲和北美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4、较发达地区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2，均低于2.32的世界平均水平和2.1的人口更替水平。从成因来看，老龄化主要由人均寿命延长以及少子化两方面因素叠加造成，而少子化主要受到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养育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老”、人口规模“变小”的新现象，将对经济潜在增速、劳动力成本、社会总体负担等产生一定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提出要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全会既抓住了当前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又在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基础上综合施策。这是因为，解决生育意愿问题关键在养育阶段，但不仅仅在养育阶段；解决养老问题主要在老龄阶段，但也不仅仅在老龄阶段，必须一体考虑。

　　比如，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头，提高生育率是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关键举措。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人口变化趋势的角度，必须格外关注我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有统计数据显示，1950—2021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2.9降至1.7，日本从3.7降至1.3，印度从5.7降至2.0，都远小于中国从6.1到1.2的降幅。从其他国家的先例来看，生育率在较低的水平上长期徘徊后，通常难以再回升到更替水平。不过，促进总和生育率向这个方向靠近，或者在目前水平上有明显的提高，应该成为政策努力达到的目标。因此，必须采用有效激励办法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不断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的负担，切实提高生育意愿。全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都是直击痛点的明确安排和利好举措，契合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期盼。要在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等多个方向持续用力，促进生育率向更可持续水平回升。

　　比如，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从国际对比看，从7%的老龄化到14%的中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21年。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带来了“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烦恼，也蕴藏着巨大的“长寿红利”和市场潜力。一方面，要正视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养老保险基金等带来的压力。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综合考虑了人口、制度和劳动者三方面的因素，借鉴了先期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做法，有助于更充分挖掘大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潜力，提高养老金发放的长期可持续性。从2025年1月1日起，我国将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逐步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另一方面，要用好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这是我国规模庞大人力资源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也应该成为需求效应显著的一个消费群体。全会提出要发展“银发经济”，就是着眼于为老年人提供所需产品和服务，这既可以解决急难愁盼民生需求，也能够通过挖掘老年人消费潜力扩大内需，从而支撑经济长期增长。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我们党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个决策部署，推进民生领域改革的一项项政策举措，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坚定步伐，都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我们党的初心所在，也是我们党的责任所在。